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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小结

了解：宋诗小结

一、诗作中的宋代生活

哲宗皇帝的元祐八年（1093）上元节，即旧历正月十五的夜晚，年轻的皇帝和太后一起从宫门的城楼上观看那天晚上的热闹景象，诗人作为礼部尚书也出席陪同。上元节就是元宵节，首都的条条街道到处点燃着灯笼，彩车列队进行，是一年中最热闹的夜晚。东坡的诗是把当晚的感想写出来给同僚看的，所以题名为《上元侍宴楼上示同列》：

薄雪初消野未耕，买薪买酒看升平。

吾君勤俭倡优拙，自是丰年有笑声。

第一句的“薄雪”云云，是说此时正当农闲期，从近郊赶来的农民，更增添了此夜的热闹。他们带着用卖柴钱换来的酒，络绎不绝地赶来观赏首都的太平景象。“升平”就是太平。“倡优”指的是在彩车上演出的各种民间技艺。我们的君主是勤俭的。不好浮华的，也许是受了他的影响吧，哪一部彩车上的演艺都不怎么精妙。可是为丰年而感到喜悦的热闹的笑声，却自然而然地沸腾不息。

苏轼《春夜》

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所谓“月有阴”是月色朦胧之意。从相隔不远的哪一家楼上传来的，是细细的歌声和管乐，这正适合与只有月光而没有风的夜晚。“院落”即内院。白天，女孩子“哎呀、哎呀”地喧闹过的秋千上，早已不见了她们的身影。沉沉春夜的院落中，只见秋千的缆绳静静地垂荡在朦胧月色之下。

晁补之《夜行》，可以看到和平甚至教育浸透到农村：

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适长途。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也读书。

这里的“功名”不是通过战争得来的那种，而是指在科举考试中及第而获得的功名。作者自身在考试中屡次落榜，他一而骑着马在夜路上急行，一面抱怨自己的不遇。偶然一望，只见如此偏僻乡野的孤零零的小村里，在这接近天亮时分，依然有点着灯火的人家。一定有一个为考试而彻夜用功的青年，在那灯火之下，就像自己过去一样。

南宋的领土内，和北宋一样，保持和弥漫着和平的气氛。

和平气氛也弥漫于农村。陆游七言律诗《书村居触目》：

雨霁郊原刈麦忙，风清门巷晒丝香。

人饶笑语丰年乐，吏省征科化日长。

枝上花空闲蝶翅，林间葚ren4美滑莺吭。

饱知游宦无多味，莫恨为农老故乡。

“郊原”指农田。“门巷”是门道的小道。“征科”指税金的征收。“化日”即由清明政治带来的文明时期。“宦游”指做官的生活。陆游当时六十岁，早已知道做官的无聊，所以赞美他的故乡，浙江东部的农村的和平安宁。

二、诗在宋代文学中的地位

诗作为文学中心的地位得以确立，是在宋前一个大帝国唐代。唐诗的形式有两种：句数和句中音律均无限制的一种，称为“古诗”；句数和句中的音律均有定型的一种，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进一步说，今体诗又分为原则上是八行，以对句为主的律诗，和四行的绝句两种。在唐代确立的这两种或者说三种抒情诗的形式，在宋代得到了极其广泛的继承。

所谓广泛，首先是诗人人数众多。清厉鹗《宋诗纪事》，两宋诗人3812人，而《全唐诗》是2200余人。

一个诗人往往有极大数量的作品传世。陆游9200,梅尧臣2800,王安石1400,苏轼2400,范成大1800,杨万里3000。白居易2800,杜甫2200,李白1000,王维、韩愈一千首以下。

词是诗的支流。原则上，词始终是用来抒发细微的情感的。韵文学的主流，归根结缔还是普通的诗。最主要的感情，是寄托在诗中而不是寄托在词中的。词从创作的数量来说也毕竟不及诗。

三、宋诗的叙述性

宋人不是把诗作为单纯抒情的场合，而是作为表露感情的同时，也表露其理智的场合。

首先，宋诗中有叙述性很强的诗，这是以知性自矜的诗。在过去的文学中用散文叙述的内容、题材，在宋人往往用诗来吟咏。这就是过去中国批评家所说的“以文为诗”。北宋欧阳修是宋代诗风创始者，他的诗中已经有若干这样的作品。

珍贵器物的叙述，名画。珍贵的食物、奇怪的动物、罕有的事件等等，各种各样的诗都有。在别的方面，许多宋代诗人还有叙述长途旅行的经过，一天游览的过程，和朋友的会面、酒宴以及其他交游的长诗。

唐诗中也有用长诗叙事的，首开其端的是杜甫。他的《北征》，源源本本地叙述了一次长途旅行。是首要的一篇。杜甫还有很多题画诗，韩愈也是如此。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也都分别叙述了一个事件的始末。但这种倾向在唐诗中不是普遍的，在宋诗中却很普遍。

这种情况与宋代文学中散文也很发达有关。可以这样认为，作为散文家培养成的素质，也移入到诗歌中，因而容易形成。

以往以抒情为主的诗，屡屡陷入空虚的抽象，对此进行反省或者反驳，这才是内在的因素。不满足于仅仅表现出内心冲动的顶点，这就是宋代的诗人。他们为了寻求刺激情绪高涨的东西，努力把目光引向外界，去发现新的题材，作详细的叙述。或者题材并非新的，但改吟咏态度为叙述性的，不只是概括地描绘对象的顶点状态。

四、与生活密切联系

集中于外界事物的宋人目光，不只是关注着那一类给人特别印象的事物。他们也关注并不是很特别的事物，也就是注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过去的诗人所忽视的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或者本身不应被忽视，但因为是普遍的、日常的、和人们太贴近的生活内容，因而没有作为诗的素材，这些宋人都大量地写成诗歌。所以宋诗比起过去的诗，与生活结合的远为紧密。

苏轼《小儿》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

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

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

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小孩儿不知忧愁，我刚从卧室的坐垫上站起来，他就拽住我的上衣不让走。我生气想要叱责孩子，妻子反而怂恿他，说是：你说孩子傻，你自己更傻。为什么总是坐立不安，忧心忡忡呢？我因妻子的话感到羞愧，于是重新坐下，把酒杯放到面前。据说晋代刘伶的老婆小心眼儿舍不得酒钱，不让丈夫喝酒，我的妻比那位好多了。

五、社会责任感

宋人的目光不仅仔细地注意着家庭或家庭的周围这些身边的事物，企图遍及他们的各个角落，对社会、国家——人类的大集团，其感觉之敏锐也是前所未有的。

“人处于众人之中”、“不应该只顾自己而漠然于世”，这种社会意识，也是从很早起就被看作中国文学的使命了。最早的《诗经》、唐诗中的杜甫、白居易的作品，都是社会的良心所在。只是迄唐为止的诗作，这种意识为普遍，到了宋代，至少大家的诗，就成为普遍的存在。

诗人多数出于市民，熟知一般人的生活。苏轼的家有在四川开过绸布店的迹象。此外，那些从市民出身，辛辛苦苦由科举及第而成为大官的诗人，例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他们对大众的福祉的关心，即使作为政治家的责任，也更加切实了。

王安石《强起》

寒堂耿不寐，，辘辘闻车声。

不知谁家儿，先我霜上行。

叹息夜未央，遽呼置前楹。

推枕欲强起，问知星正明。

昧旦圣所勉，齐诗有鸡鸣。

嗟予以窃食，更觉负平生。

在冬夜的卧室里，耿耿不能入睡。当时王安石对仁宗皇帝末年沉滞的政治气氛心灰意冷，加上要照顾夫人和孩子的病，经常度过不眠之夜。这时，传来独轮车“古隆咕隆”从街上走过的声音。不知谁家的年轻人比我上衙门还早，就行走在布霜的路上。于是叹息道：天还没亮，就……唤人拿来油灯放在堂前的柱子上，推开枕头想要起床。可一问时间，说是星星还在闪闪发光。“昧旦”即黎明前，从这个时间就开始勤奋劳作，这是古代圣人也曾努力做过的事情。《诗经·齐风》中的《鸡鸣》一篇，赞美这样的勤劳。现在那个年轻人是如此实行的，与他相比，我这样的人只能说是禄贼了。我越发深刻地觉悟到自己违背了想要做一个对人民忠实的服务者的平生理想。

六、宋诗的哲学性、论理性

诗人为了叙述哲学，而使用论理性的语言，在某些场合甚至到了破坏诗的调和的地步。这就是过去批评家所谓“以议论为诗”或“以理为诗”。

从北宋的周敦颐开始，经程颐、程颢兄弟，到南宋的朱熹而成熟的哲学系统，被称为“理学”、“道学”、“性理之学”，是采取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解释的形式，把作为民族传统流传下来的思想加以集大成的，体系化的哲学。苏轼一直嘲笑二程，陆游和朱熹是好朋友。

苏轼《题西林壁》

七、宋诗的人生观——悲哀的扬弃

宋诗原本具有多角度的视线。大而言之，综观社会问题；小而言之，则深入于生活的细微处。诗还力图表现哲学，从大的方面把握住人和环绕人的世界状态来谈论。这是最为宏观的态度。产生了对人生的新看法。

所谓新的人生看法，是由于多角度的宏观而导致的悲哀的扬弃。他的基石，是认为人生不只是充满着悲哀的态度。这一点使宋诗从过去诗歌的由来已久的习惯中脱离出来，过去的诗认为人生是充满悲哀的，并把悲哀作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诗在抒情素材的选择上，向来是悲哀多于欢乐。即使从最初的《诗经》三百篇来看，悲哀的诗的分量也要超过欢乐的诗。但在《诗经》的时代，认为至少从本来的意义说，人的善意能够创造个人或社会的幸福，这种乐观的看法并没有丧失。但在汉代以后，六朝的诗中，把人生视为绝望的，充满悲哀的存在看法就成了诗的基调。绝望，首先是由于视人为渺小的存在，并认为人处于超越其努力的命运的支配之下而产生的。进而把绝望或悲哀看作人所承受的最主要的命运，认为人的一生到死只是一个短暂的、令人颓丧的过程，使绝望更为加深了。虽不能说那个时期的文学和思想全是如此，但至少在诗这个类型中，是以上述的人生观为底色，吟咏绝望甚于希望、不幸甚于幸福、悲哀甚于欢乐；并且成为一种惰性的、由于惰性而愈为强烈的习惯。

这一习惯到唐诗也未得到清算。杜甫力图恢复《诗经》式的乐观，李白也近乎于此。但导向绝望的诱惑仍然执拗地抓住唐代的大诗人而不肯放开。也可以这样说，从似乎理应绝望的人生中如何引出希望？正是在这条葛藤上生出来唐诗的紧张。一方面，唐人感觉到人生也许能够作为有希望的过程来看这一悬案，但还没有达到解决这个悬案的时期，所以也就无法解决这个悬案。因此，唐人写出了许多热情的诗句。

宋诗中悲哀的诗减少了。因为宋人多角度的观察使他们明白地感到人生不只是悲哀的部分，而通过哲学来弄清楚这个问题，又成为人们的一种信念。

苏轼：把人生看成是漫长的持续，看成是默然的抵抗。

人已经不是渺小的存在。尽管为命运之线任意操纵，但并非全然是匆匆忙忙走向死亡的存在。

这一种乐观和宋代哲学的立场不是无关的。邵雍始终主张乐观的哲学。朱熹曾批评杜甫沉溺于悲哀。

八、唐诗和宋诗

首先，叙述的诗或者具有这一倾向的诗在唐诗中并不是没有，杜甫、韩愈、白居易便有若干此类作品，但并不如宋诗那样普遍。

在宋诗中成为诗人义务的社会责任感，也是从唐代杜甫、白居易那里发展而来的，但这在唐代并不是所有诗人的义务。

仅仅以花鸟风月为素材，至少为凡庸的诗人所认可，宋诗则不允许如此。唐诗不如向像宋诗那样贴近生活。

唐诗几乎不谈哲学。宋人则是显露地、直接地、大量地谈论哲学。

宋诗扬弃了悲哀。